外媒:中纪委调查中石化在安哥拉石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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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融资平台存在的问题一是融资规模快速增长,形成巨量隐性政府债务的风险。

    而在情况更加严峻的欧元区,投资者纷纷躲进了德国国债这个避风港。佐利克表示,美国必须解决自己在债务、支出、旨在促进私营业的赋税改革以及陷入困境的贸易政策等方面的问题。

    外媒:中纪委调查中石化在安哥拉石油交易

    文章认为,这一次的经济衰退更可能导致这些国家面临通缩,而不是那些执著于财政赤字和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人所畏惧的恶性通胀。更重要的情况可能出现在9月中国大陆经济将遇到两大意外因素干扰:一是房地产市场突然间趋冷。美国供应管理学会编制的美国制造业PMI在8月报50.6,高于投资者担心的48.5,但仍表明美国制造业处于2009年7月以来最疲弱的状态。编制多项PMI指数的谘询公司Markit的克里斯?威廉姆森表示:这表明从2009年10月开始的制造业复苏已经结束。单纯看数据,上半年GDP9.6%的增幅仍然说明中国大陆经济处于过热边缘,何况8月PMI还向上反弹了0.2个百分点。

    它是个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导致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部份利益没有在国内市场得到有效的转化,而是直接输出到国外。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产出则远低于危机前水平。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要充分灵活,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

    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对外贸易的贸易盈余由负转正,而且不断增加。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还是经济增长模式。很显然,如果非要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保持很高的增长率,就要进一步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去推动经济增长。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宏观经济 。

    也就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和县以下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而收入不足以应付。这样,中央银行就变成了一个被动超发的货币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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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紧缩的力度不够,经济过热的状态不会改变,房地产价格也下不来;而力度过大,也怕GDP增速下降过快,甚至出现经济的硬着陆。尤其到了2000年以后,垄断性国有大企业集团的改革明显放慢,有些地区和部门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的开倒车现象。国务院领导人在多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再强调,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没有管好。这些问题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非常相像。

    关于金融市场,这些年来西方国家金融创新很多,但是监管上存在诸多问题,而中国目前两方面都有问题。另一种是加强政府对于经济的管控和市场的干预,这可能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关注四大发展问题从经济体制方面来说,目前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明确:关于国有经济,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把国有经济改革归结为两方面内容:第一个是要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简单地说,就是国有经济要向战略性部门集中,而从一般的竞争性部门退出,或者叫国退民进。由于多年实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现在流通中的货币量M2对于GDP的比例达到180%以上,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办法,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各种政策手段支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但到2008年以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连续几年出口受限,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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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体制性障碍消除得不够快,还有一个问题。此外,由于存在司法的地方化,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创新。

    因此,这些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否则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造成破坏性的影响。金融体系的基准价格是利率,对外关系的基准价格是汇率。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缺陷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长期发展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由于政府改革会涉及到政府工作人员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容易形成光说不练、不能推进的顽疾。过去30年中国的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然而消费需求不足,却使GDP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所谓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从根本上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公平竞争的市场,促进创新创业潜能的发挥和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所以全面的改革不但要有顶层设计和具体的实施方案,还要有去除各种阻力障碍的决心和令行禁止的执行力,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即便在大量注入信贷、扩需求保增长的时候,小企业也很难贷到款。而现在人们的思想则有不同的取向,比如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的讨论,意味着人们心中的目标模式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执政党对顶层设计做出恰当的选择。

    这样做,不但欲速则不达,而且会造成种种消极的后果。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经济上剧烈波动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因素,经济和社会都濒于崩溃的边缘。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它会导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十二五规划在这一点上是很明确的,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十二五的主线。比如教育,应当改革成什么样子,目前中国教育系统存在的两大特色,即行政化和官本位是否应当维护和保存,存在很大争议。而困难的根源就是缺乏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

    在目前的银行体制和监管形势下,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得消除这些体制性的障碍。

    问题在于,我们要认识到,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用灵活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尽力维持经济稳定的同时,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去。当然,现在多数所谓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依然很低,我们应该努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不过,和在农村的收入情况相比,还是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提高。

    许多国家的最终选择往往是让中央银行进行干预,继续保持本币低估的状态。第二个是国有企业的公司化(股份化)改制。

    这个问题长期存在,引起了很多不良后果,包括公共服务提供不够。政策调整方向:总体紧缩且灵活稳健,实现发展方式转型那么,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在我看来,正确的政策应该是长短兼顾、标本兼治。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根据过去30年的经验,改革势必会遇到种种阻力和障碍。因为你创新我仿冒,我只要争取到了司法管辖权(地方保护),你未必告得赢我。

    因为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征地问题——从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在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很容易用很低的价格把土地收到自己手里,变成支撑GDP高速增长的重要手段。而所有改革的关键其实都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换言之,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中的关键。

    西方国家的早期,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其特点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其中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

    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来增加收入。改革应该从哪里着手呢?我认为,首先得要有一个顶层设计。

1 留言

  1. L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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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按照国家功能区建设的要求,将粮食生产功能性补偿纳入粮食生产大县奖励因素,大幅增加中央财政对粮食生产大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帮助主产区增强财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调动地方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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